陈文

预算有限vs侵权无限｜构建金字塔管理模式，高效配置反假冒行动资源

路畅

<h2>本文首发于知产前沿，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h2>
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第126号局令），新规将于6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本次发布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共31条，涵盖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建设、商业秘密的客体及构成要件、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行政查处及法律责任等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方面。
相较2024年4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42条），《新规》对部分条款进行了精简合并，例如征求意见稿中第三章关于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建设的第九至十三条的内容整合至第四条；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删除，例如征求意见稿中第五条关于不构成客户信息及基于对员工个人信赖的情形并未纳入正式生效的《新规》中。同时，具体条款中的法律表述更为体系化，与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已实施的商业秘密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表述相衔接，避免出现概念模糊或易产生歧义的表述。
总体而言，《新规》的出台系对商业秘密行政保护规则的全面系统性升级，继202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之后，进一步完善商业秘密“刑、民、行三位一体”的全链条保护体系。笔者结合近年来的商业秘密保护趋势和最新实践，对《新规》的重点条款进行简单解读，抛转引玉，供业界共同学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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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技术秘密案件区别于一般的商业秘密案件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新规》第三条）</h2>
本规定第三条对商业秘密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的经营秘密案件可以由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但技术秘密案件则适用特殊的级别管辖规则，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根据中国的行政区划，除4个直辖市外，设区的市共289个，基本上对应于地级市，仅排除东莞、中山、儋州、嘉峪关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求意见稿中并未针对技术秘密案件设置特别的级别管辖规定，本规定中增加这一条款的目的无疑是保证技术秘密案件的审理质量。技术秘密案件可能涉及大量技术信息的鉴定和比对，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恐缺乏相应的处理能力。该管辖规定也参照了商业秘密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技术秘密民事一审案件由地市一级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县级的基层人民法院一般不享有技术秘密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另外，如果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涉及多个地级市，权利人亦可以请求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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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二、“代码”明确作为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新规》第五条）</h2>
《新规》第五条规定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并列举了属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商业秘密客体类型。其中，“代码”与数据、算法和计算机程序并列，作为独立的技术信息类别纳入商业秘密保护客体范围。这使得代码不再仅仅作为算法或计算机程序的组成部分获得保护，而可以作为独立的技术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特别是对于整体上不构成计算机程序或算法，但是能够实现特定技术功能或控制的代码，例如，简单的控制脚本、硬件控制代码等，只要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就属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这避免了代码作为何种客体进行保护的争议，拓宽了商业秘密客体的种类，也与如今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发展趋势和权利人迫切的保护需求相一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新规》中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作为技术信息的“组分”、“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以及作为经营信息的“招投标材料”。这些删除的类别当然不能理解为被排除出商业秘密客体范围，只是从立法技术角度，避免误解和模糊的表述。例如，“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一般优先受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商业秘密主要对育种中的中间材料、自交系等繁殖材料进行补充保护。《新规》中删除这一表述可能是避免误解。同样地，“招投标材料”也并非仅属于经营信息，其中也可能包含技术方案等技术信息，为避免误解从经营信息类别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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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三、明确具有商业价值的多种情形，增加远程办公场景下的常见保密措施（《新规》第六至第九条）</h2>
《新规》第六条至第九条对商业秘密 “三性”的涵义，即不为公众所知悉（秘密性）、具有商业价值（价值性）及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保密性），作出具体解释和说明。其中第六条关于秘密性的规定基本沿用了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的规定（第3和第4条），并具体列出了不具备秘密性的情形。
对于价值性（第七条），《新规》并未采用与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一致的表述，删除了“因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表述，肯定了价值性作为独立构成要件的地位，而并非只要满足保密性的要求就当然的具备商业价值。同时，“现实的或潜在的商业价值”需能为权利人带来商业利益或者竞争优势，并列举了资产增加、营业收入或者利润增长、用户数量增长、成本费用降低、研发时间缩短、交易机会增加、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提升等具体情形。这也就意味着，权利人需承担证明请求保护的信息具有商业价值的举证责任，而不同于民事案件，可以依据具有秘密性推定或通过说理证明具有商业价值。《新规》第十八条亦明确权利人需要提交商业信息具有商业价值的初步证据。另外，《新规》还明确，即便是失败的实验数据和技术方案，只要能够给权利人带来商业利益或竞争优势，同样具有商业价值，并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对于保密性（第九条），《新规》并未要求保密措施必须是“在侵权行为发生以前”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对采取保密措施的时间要求不再做严格的“一刀切”，尺度适当放宽，案件审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例如，权利人在不知晓商业秘密信息已经被非法转移或占有的情况下，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采取的保密措施同样可以满足秘密性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可以将原本并没有保密意愿，未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通过事后采取保密措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这明显违背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目的，沦为打击离职员工的武器。《新规》在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具体情形中增加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写作场景下的保密措施（第（四）项），明确应用于该场景下的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等技术保密措施可以满足商业秘密保密性的要求。这无疑符合当今网络普及，办公方式更为灵活的现实情况，为权利人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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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四、细化不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类型的具体情形，拓宽保密义务的产生基础（《新规》第十条至第十二条）</h2>
《新规》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所规定的不同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了细化。《新规》第十条中详细列举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四种情形，包括，（1）擅自接触、占有或复制载有商业秘密的载体；（2）贿赂、胁迫、欺骗他人或单位为其获取商业秘密；（3）擅自进入数字化系统或者通过“黑客”技术获取商业秘密；（4）擅自将商业秘密下载或传输至不受权利人控制的储存空间或电子设备。上述四种情形基本涵盖了实践中常见的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能够应对云办公、网络存储、电子系统等商业秘密易泄露的情形。
《新规》第十一条涉及对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其中对披露和使用的含义作出明确解释和规定。披露的定义没有采用征求意见稿中较为宽泛的涵盖“任何可能对权利人的竞争优势或经济利益造成损害的方式使他人知晓商业秘密的行为”的表述，而是采用更加具体的两种情形，即泄露给第三人或向公众公开。这使得披露的涵义明确具体，减少模糊地带，有利于执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参照适用。对于商业秘密的使用行为，《新规》不仅局限于直接使用行为，也包括“改进”型使用和“消极”使用。这与目前的司法实践相一致。
《新规》第十二条涉及违反保密义务或保密要求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具有保密义务或保密要求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和扩充。除了常见的依据保密协议、劳动合同、保密条款所产生的保密义务之外，保密义务还可能依据行业惯例、商业道德等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即便没有合同约定，权利人也可以通过规章制度、保密措施、口头告知等多种方式对相关主体提出明确的保密要求，违反保密要求披露或使用商业秘密信息同样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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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五、列举间接侵犯商业秘密常见行为类型，划定不构成侵权行为的边界（《新规》第十三条、第十五条）</h2>
对于教唆、引诱、帮助他人实施侵权商业秘密行为的间接侵权行为，《新规》在第十三条列举了常见的三种行为类型：（1）怂恿、指使他人（教唆）；（2）利诱他人（引诱）；（3）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涉及上述行为类型，例如，“卡波姆”技术秘密侵权案[1]中，被告人华某利用项目负责人身份，指使车间主任违反保密规定向其提供技术秘密相关图纸等材料；在“碳六、碳N”生产装置技术秘密案[2]中，侵权人许诺掌握技术秘密的设计人员加入侵权人设计团队，引诱其向侵权人披露技术秘密信息；在“WOD游戏代码”案[3]中，侵权人出资为权利人在职员工购买电脑，用于传输和存储窃取的游戏源代码，为侵权提供便利条件。
《新规》第十五条划定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范围。除已有明确规定的独立研发和反向工程之外，此次《新规》中明确将利用员工的“隐性知识”和基于揭露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向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披露行为，排除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之外。员工的“隐性知识”构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是其生存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础，享有自由使用的权利，不应加以限制。但实践中，公司的商业秘密与员工的“隐性知识”往往不是“泾渭分明”，需要谨慎加以区分。“隐性知识”一般累积的是行业通用的经验或知识，不包括企业特有的技术或经营信息。企业在经营中独立研发或形成的特有信息，即便有员工自身的经验和贡献，也是企业投入成本和资源形成的有价值的信息，在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应属于商业秘密，而非员工的“隐性知识”。对于向国家机关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因严格限定在以揭露违法犯罪和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目的，不得滥用，否则容易造成国家机关随意占有、侵吞私有企业或个人商业秘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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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六、明确权利人举报初步证据要求及立案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新规》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h2>
《新规》在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中规定了举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初步证据要求。权利人需提交商业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的初步证据以及商业秘密涉嫌被侵犯的线索。商业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的初步证据主要是证明商业秘密形成过程和时间以及具备“三性”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新规》中仅要求权利人提交商业秘密涉嫌被侵犯的线索，并未采用征求意见稿中的“初步证据”的表述，似乎进一步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只要能够提供具体的线索即可，并不需要达到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的程度。但是，达到正式立案的标准则要求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且应当给予处罚（《新规》第十九条至第二十条）。换言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收到权利人提供的初步证据和举报线索后，有权进行核查，核查后在根据是否符合立案标准决定是否正式立案。这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执法机关更灵活的处理方式和自由裁量的权力。在权利人仅能提供线索，没有途径或手段获取初步证据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先行主动的进行核查，利用执法机关的取证手段获取初步证据后，再正式立案。在发挥行政执法机关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另外，权利人需要注意行政处罚的法定时限，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举报的违法行为需在二年内，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新规》第二十条中明确涉嫌侵权人及相关方有向行政执法机关提交证据的义务，并规定了类似“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如果有证据证明涉嫌侵权人使用的信息与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并有获取商业秘密的条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直接认定存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除非涉嫌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使用的信息合法。这进一步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让侵权人承担其不具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举证责任。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更有利于案件的有序推进，有效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h2>七、单方委托鉴定的重要性（《新规》第二十二条）</h2>
《新规》第二十二条规定权利人或涉嫌侵权人均可提交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或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专业意见。特别是在相对难以判断的技术秘密案件中，针对“是否为公众知悉”和“实质相同”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或出具专家意见是十分必要的。即便是单方委托的鉴定报告或专家意见，仍然对案件的成败有关键作用。实践中，在对专门问题缺乏判断能力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会要求权利人提交鉴定报告或专家意见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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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八、细化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新规》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h2>
《新规》第二十三条和二十四条规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的调查措施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一致。第二十五条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进行细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时间一般应当持续至有关商业信息不再构成商业秘密为止，停止违法行为的方式包括停止使用、返还或销毁载体、销毁侵权产品或中间品以及清除商业秘密信息。第二十六条对“情节严重”作出细化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新规》中并未采用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情节严重”中“30 万元以上”的表述，保留了一些自由裁量的空间。同时将重复实施侵权行为列为情节严重情节。另外，《新规》中删除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赔偿数额的调解权限，权利人将无法在行政程序中对主张赔偿数额。这应该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明确授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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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九、境外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可以在中国境内请求处理（《新规》第二十九条）</h2>
对于在中国境外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但在中国境内使用或侵权结果发生在国内同样可以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这与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一致。该条款赋予涉外权利人针对跨境窃取商业秘密行为的维权途径。司法实践中已有典型案例，在“天然蛋白酶 3（PR3）”商业秘密案[4]中，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涉外权利人针对在境外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在中国进行维权。《新规》中纳入该条款无疑增加了域外权利人在中国进行维权的途径，增强获得平等保护的信心。
总体来看，《新规》作为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的重要部门规章，进一步提升了行政查处的可操作性与规范性，回应数字化时代下商业秘密保护的痛点，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并平等保护涉案权利人的权益。商业秘密的行政保护途径或成为治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有效抓手和分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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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注释：</h4>
<h4>[1]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19号</h4>
<h4>[2]（2023）最高法知民终1228号</h4>
<h4>[3]（2023）最高法知民终539号</h4>
<h4>[4]（2023）最高法知民终 2913号</h4>

商业秘密行政保护新规出台，商业秘密全面保护体系基本建立——《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解读

李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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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是技术信息的重要载体。一旦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它们便成为社会公开的知识资源。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已公开的专利说明书及附图能否作为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在中国，这样的使用会涉及哪些法律与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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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的著作权属性与公开要求</h2>
根据《著作权法》，作品必须具备独创性并以有形形式表现。虽然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在撰写上受到专利法的格式要求，并需经专利行政机关审查后以公告形式公开，但其本质并非行政文件，而是由申请人创作完成的技术文献。只要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即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在文字表述、语句安排以及附图设计上，专利说明书及附图仍存在创作空间，可以体现作者的个性化选择与“科学之美”。因此，达到最低创造性标准的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完全可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司法实践对此已有明确认定。例如，在（2021）京73民终4384号&nbsp;，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指出，专利说明书及附图不属于行政性质的文件，国家专利行政机关的审查与公开并不改变其属性。说明书附图在结构安排和线条选择上体现了独创性，应作为图形作品受到保护。类似地，（2022）陕知民终112号案中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强调，专利说明书在技术方案表述、用词选择和语句排列上均具有独创性，属于文字作品，不能因格式要求而否认其著作权属性。
这些案例表明，法院普遍认可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在满足原创性时应受到著作权保护，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文献。然而，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的公开目的在于传播技术知识，这一功能也对著作权的行使形成了天然限制。国家专利行政部门在审查和公告过程中，以及社会公众在复制、传播这些文献以获取技术信息时，通常被视为合理行为，只要不影响著作权人的正常使用或造成不合理损害。学界亦指出，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的技术公开性质决定了其著作权保护范围应当适度收缩，以避免妨碍知识的流通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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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I训练的法律风险与合规框架</h2>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始终是核心问题之一。将已公开的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纳入训练数据，既体现了技术资源的再利用，也引发了著作权法上的复杂考量。若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具备独创性，则其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训练行为可能涉及复制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存在侵权风险。
如何在著作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司法与政策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著作权法》确立的“三步检验”要求使用必须符合法定情形，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AI训练是否符合这一框架，目前尚无统一结论。尽管训练过程本质上是对作品的分析性使用，而非直接替代原作，但“正常利用”与“合理损害”的界定仍需司法进一步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2023年的LoRA/奥特曼案提出了“分析性使用”的概念，认为生成式AI训练的目的在于解析作品的思想元素和表达模式，而非复制原作，因此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但法院同时强调，AI服务提供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用户生成侵权内容，合理使用并不意味着免责。这一司法实践为AI训练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凸显了合规框架下的责任要求。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的规范正在不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AI服务提供者在训练过程中使用合法来源的训练数据，尊重知识产权，提升数据的真实性与多样性，并建立透明机制防止生成侵权内容。这些规定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合规框架，也意味着即便司法实践对训练行为持宽容态度，企业仍需在制度层面承担合规责任。
在行业实践中，部分AI专利工具开发者表示，其产品基于大型模型（如Google、OpenAI），训练数据涵盖大量公开信息。是否包含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往往取决于数据收集策略和著作权合规措施。这表明，行业实践在探索技术可能性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合规路径。尽管著作权风险无法完全排除，但若使用仅限于内部分析与模型优化，且不影响专利说明书及附图的正常利用、不造成对权利人的不合理损害，则可能符合合理使用的要求。为此，企业在实践中应采取多重措施：保存训练数据来源与合规记录，建立内部审查机制，并在合作协议中明确数据使用范围与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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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结论与国际比较</h2>
已公开的专利说明书及附图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在中国，将其用于 AI 训练正处于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原则与新兴监管要求的交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在于：一方面通过司法判例逐步明确合理使用的边界，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与行业规范建立可操作的合规框架，从而在推动创新的同时维护知识产权秩序。
在国际比较中，美国版权局于 2025 年 5 月发布的第三份人工智能专题报告重点关注生成式 AI 模型训练 。美国依赖“合理使用”原则，法院在多起涉及搜索引擎与数据挖掘的案例中，倾向于认定分析性使用而非替代性使用可构成合理使用。
欧盟则通过《著作权指令》（2019/790/EU） 确立“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允许科研机构和部分商业主体在特定条件下使用受保护作品，同时赋予权利人“保留权利”的选择，以排除其作品被用于数据挖掘或AI训练。
这种制度差异表明，中国未来在制度设计上既可借鉴美国的判例路径，也可参考欧盟的立法模式，结合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发展需求，探索适合的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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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 https://wenshu.court.gov.cn/</h4>
<h4>[2] https://wenshu.court.gov.cn/</h4>
<h4>[3]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3-Generative-AI-Training-Re…</h4>
<h4>[4]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19/790/oj/eng</h4>
<h4>[5]https://wenshu.court.gov.cn/ https://wenshu.court.gov.cn/</h4>
<h4>[6]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3-Generative-AI-Training-Re…</h4>
<h4>[7]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19/790/oj/eng</h4>

从专利公开到智能训练：法律挑战与制度回应

蒋南頔

王怀章

<h2 style="text-align: left;">目录</h2>
一、专家组裁决、上诉及后续进展
二、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览
三、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
四、世界贸易组织（WTO）初审仲裁裁决
五、提起MPIA上诉
六、近期后续步骤
七、若中国未履行裁决的后续措施
八、中国标准必要专利 (SEP) 诉讼现状：从禁诉令护航到独立确定全球许可费率的司法演进
九、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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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专家组裁决、上诉及后续进展</h2>
内容提要
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仲裁庭于2025年7月裁定，中国在标准必要专利（SEP）案件中实施禁诉令（ASI）的做法违反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项下义务。裁决认定，中国的禁诉令政策限制了标准必要专利（SEP）持有者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专利维权和许可谈判的权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谈判地位。仲裁庭推翻了先前专家组的认定，要求中国在90日内修正相关司法实践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该裁决标志着欧洲专利持有者取得重大胜利，重申其跨司法辖区维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彰显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仍持续发挥解决全球知识产权争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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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案件DS611始于2022年，当时欧盟对中国在标准必要专利（SEP）案件中签发禁诉令（ASI）的实践提出异议。欧盟主张，这些禁诉令限制了欧盟SEP持有者在中国境外执行专利和许可谈判的权利，认为该做法通过削弱专利权人在国际范围内的权利保障而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世界贸易组织（WTO）专家组初审裁决结果虽好坏参半，但后续通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进入上诉阶段。需特别说明的是，专家组初审裁定实际上支持了中国立场，认定中国的禁诉令政策未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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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览</h2>
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套分阶段处理成员国间贸易争端的程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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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程序：申诉方应请求与被诉方进行磋商，力争在60日内达成友好解决方案。
专家组程序：若磋商未果，则设立专家组审理争端。专家组应召开听证会并最终提交包含事实认定与建议的裁决报告。
上诉程序：当事方可在60至90日内就专家组的法律裁决向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提出上诉。上诉机构作出的裁决具有终局约束力。
执行程序：败诉方须履行裁决义务或商定补偿方案。若未履行，胜诉方可申请授权实施贸易制裁措施。
特别说明：因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目前处于停摆状态，部分成员国现采用《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作为临时上诉机制，以确保争端解决程序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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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h2>
自2019年以来，由于美国持续阻挠法官任命，使得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一直无法正常运作，导致上诉案件无限期停滞，争端解决机制遭到削弱。
对此，包括欧盟与中国在内的多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将其作为临时上诉机制，以确保基于规则的争端解决程序得以持续开展。
中国在DS611案件中同意采用MPIA程序，此举反映出中国维护对欧贸易关系稳定的战略考量，该战略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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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世界贸易组织（WTO）初审仲裁裁决</h2>
背景
2020年8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国法院可通过颁发禁诉令（ASI），禁止专利权人向非中国法院提起专利诉讼。
争端概述
欧盟于2022年2月18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请争端解决诉讼，指控中国限制欧盟企业赴境外法院寻求专利司法保护。
核心争议
本案争议聚焦于标准必要专利（SEP）——即实施特定行业标准（如移动通信领域）所不可或缺的专利。欧盟主张，中国法院签发的禁诉令（ASI）阻碍了欧盟企业正当行使其标准必要专利权。
欧盟指控该措施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多项条款。
初审裁决
世界贸易组织（WTO）专家组初审裁定支持中国立场，认定禁诉令政策未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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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提起MPIA上诉</h2>
裁决时间与背景
2025年7月21日，MPIA仲裁庭作出裁决。此项裁决为在中国与欧盟均作为参与方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框架下进行的第二起上诉仲裁案件。
核心认定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仲裁庭就欧盟诉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案（DS611）的裁定，中国须对其禁诉令政策进行调整。
仲裁决议
MPIA仲裁庭推翻了原先有利于中国的专家组裁决。仲裁庭认定，中国实施的禁诉令政策限制了标准必要专利持有者在境外法院行使其知识产权，违反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相关规定。
程序背景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处于停摆状态，欧盟与中国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5条，在本案中共同同意通过仲裁程序实施MPIA安排。
案件意义
该裁决标志着欧盟取得重大胜利，要求中国调整其阻碍境外专利权人在中国法域外寻求专利司法保护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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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近期后续步骤</h2>
执行期限
中国须对其禁诉令政策进行修正。中方需与欧盟协商确定"合理执行期"，或由仲裁庭裁定具体时限。参照中国既往世界贸易组织（WTO）争议案例，此类执行期通常为8至15个月（可参见其他涉及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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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审查
欧盟将监督中国是否在约定时限内实际修正其禁诉令政策，以确保符合MPIA裁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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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若中国未履行裁决的后续措施</h2>
合规审查程序：若中国未在合理执行期内完成政策修正，欧盟可请求设立合规专家组，以裁定中方措施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
贸易报复授权：若中国未能履行裁决，欧盟可寻求授权实施对等贸易反制措施（如提高中国商品关税），其力度相当于中国禁诉令政策造成的贸易损失。
鉴于MPIA裁决于2025年7月21日作出，当事方目前应正处于商定合理执行期的阶段。现有信息尚未显示本案在裁决后出现涉及中国应对措施或执行时间表的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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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中国标准必要专利 (SEP) 诉讼现状：从禁诉令护航到独立确定全球许可费率的司法演进</h2>
自欧盟于2022年2月18日提起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后，中国法院迄今未再签发新的禁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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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2022年前）
中国法院曾将禁诉令作为战略性工具，用以巩固其全球FRAND许可费率的司法权威。此类禁诉令构成司法管辖权障碍，阻止专利权人同时在外国法院进行平行诉讼。此类平行诉讼可能挑战或削弱中国法院确定全球许可条款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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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时期（2022年至今）
自2022年欧盟提起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后，中国法院已显著调整司法策略。在不再依赖传统禁诉令的情况下，中国法院仍持续行使全球费率确定管辖权，这标志着其在处理国际标准必要专利 (SEP) 争议时采取更具制度自信的路径。
目前观察到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法院持续推进确定全球许可费率的实践，但在世贸组织申诉案启动后对签发禁诉令已表现出明显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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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style="text-align: left;">结论与启示</h2>
DS611案件的MPIA仲裁裁决是国际知识产权维权的重要里程碑，为专利权人（特别是持有标准必要专利 (SEP) 组合的企业）带来关键机遇与考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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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ul class="list-paddinglef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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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决重申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仍是应对跨境知识产权维权限制的有效工具，即便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亦然
</li>
<li>
专利权人可更自由地实施跨司法辖区维权策略，无需担忧受中国禁诉令阻碍
</li>
<li>
裁决强化了标准必要专利 (SEP) 持有者在与中国实施方进行FRAND许可谈判时的谈判地位
</li>
</ul>
&nbsp;
战略考量：尽管中国法院自2022年起已实际停止签发禁诉令，客户仍应密切关注中国对MPIA裁决的正式执行情况及其可能引发的司法实践变革。中国法院持续向独立确定全球许可费率的演进趋势表明，标准必要专利 (SEP) 争议仍将呈现复杂化特征，需审慎制定司法管辖策略。
&nbsp;
前瞻展望：拥有重要标准必要专利 (SEP) 组合的企业应结合本裁决重新评估全球维权战略。该裁决还可能影响其他司法辖区对禁诉令及跨境专利争议的处理方式。我们将持续追踪中国执行时间表的进展及后续合规措施。

中国标准必要专利 (SEP) 实践面临世界贸易组织（WTO）挑战

侯恒

<h2 style="text-align: left;">一、什么是专利行政保护？为何其至关重要？</h2>
专利行政保护是通过行政执法渠道维护专利权的重要机制。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机构依托该体系，使专利权持有人能够快速应对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权利人通过行政程序可及时制止对其发明创造的未经授权使用，使该机制成为促进创新的有效工具。但对于需要索赔或案情复杂的纠纷，通常建议采取行政与司法途径并行的综合策略。
&nbsp;
<h2 style="text-align: left;">二、专利行政维权机制解析，专利行政保护范围&nbsp;</h2>
专利行政保护的范畴涵盖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首先，专利权持有人可通过向行政机关投诉处理侵权纠纷，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这一程序能够针对擅自使用专利发明的行为作出迅速响应。
此外，行政机关可对专利假冒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包括：制造假冒专利产品（例如标注不存在的专利号、仿冒他人专利号）以及虚假专利标识行为。该机制既能震慑侵权行为，又能确保违法者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专利纠纷调解是行政保护的另一重要环节，主要处理涉及专利权归属、许可协议等争议。该调解机制有助于快速、平和地化解纠纷。
最后，其他行政保护措施还包括海关专利备案（边境保护）及展会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措施对于多场景下的专利权保障及专利法规的遵守至关重要。
&nbsp;
<h2 style="text-align: left;">三、行政保护流程（以侵权纠纷为例）</h2>
1. 投诉受理：专利权持有人提交请求书及相关证据（如专利证书、侵权证明）。&nbsp;
2. 立案审查：行政机关应在收到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nbsp;
3. 调查取证：行政执法人员可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询问当事人及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4. 作出决定：经查证侵权行为成立的，行政机关应作出责令停止侵权的行政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nbsp;
5. 强制执行：侵权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裁决的，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nbsp;
<h2 style="text-align: left;">四、专利行政保护的优势与局限</h2>
优势：
<ul class="list-paddingleft-1">
<li>
高效性：行政程序通常较司法诉讼更为迅捷，多数案件可在3个月内结案。
</li>
<li>
低成本：无需缴纳诉讼费，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及个人维权门槛。
</li>
<li>
专业技术性：行政机关具备专利审查专业资质，尤擅处理技术复杂案件。
</li>
<li>
主动执法性：执法部门可依职权主动查处假冒行为，无需专利持有人先行投诉。
</li>
</ul>
局限：
<ul class="list-paddingleft-2">
<li>
赔偿需依赖司法程序：行政机关无权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亦不能裁定侵权赔偿，权利人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li>
<li>
强制执行力有限：行政裁决维权可能需法院协助，部分案件最终仍转入司法程序。
</li>
<li>
国际差异显著：如美国等国家主要依赖司法保护，行政保护途径相对有限。
</li>
</ul>
&nbsp;
<h2 style="text-align: left;">五、中国专利行政保护实践</h2>
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比，中国建立了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体系，这一立体化保护框架显著提升了知识产权维权效能。
该制度的法律基础以《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及相关地方性法规为核心。这些法规为处理专利相关事务及确保法律合规提供了全面的制度框架。
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公布假冒专利处罚案例，彰显法律实施的主动性。该体系还通过行政投诉机制促使电商平台快速下架侵权商品，既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又可有效维护专利权持有人权益。
&nbsp;
<h2 style="text-align: left;">六、结论</h2>
综上所述，中国的专利行政维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显著提升了执法效能。专利权持有人充分理解这一保护机制，对其权益维护至关重要。

中国专利行政维权实务指南 – 第一部分

李海

路盛专利总监李宓、专利代理师李海联合撰写的题为《中国清洁能源创新格局》（China’s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Landscape）报告，正式发表于国际权威知产媒体 IAM 2026 年首期专题报告。报告结合 2006 至 2025 年行业专利与政策数据指出，中国清洁能源及储能产业全球领先，核心产能占比超 60%；产业以技术、效率双轮驱动，储能专利发展势头强劲，电化学储能为主流，风光氢领域创新优势显著。
当前全球行业竞争围绕专利、技术、标准及生态全面展开，企业需以高质量专利与合规建设筑牢壁垒，国内产业正由规模优势向技术引领升级。
路盛长期深耕知识产权领域，本次研究成果登陆顶尖国际知产刊物，彰显专业研究实力，我们将持续聚焦行业前沿、输出深度行业洞察。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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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详情，请进入下方链接查阅报告全文：https://www.iam-media.com/report/special-reports/q1-2026

路盛专利总监李宓、专利代理师李海撰写《中国清洁能源创新格局》正式发表于 IAM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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